论文摘要:

  19世纪以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始终是国际人权保障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领域。如何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生理、思维及阅历等特点预防和惩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广泛研究的课题。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对少年司法做出了特别规定。诉辩交易制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有必要成为我国少年司法中的一项选择性条款, 由检察机关和未成年被告人自由选定。一方面未成年加害人能认识错误,吸取教训,既可以达到预防其再犯罪的目的,又能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迅速恢复;另一方面缩短了诉讼阶段的停留时间,避免长期待审和审判过程中可能带来的“二次感染”。司法实践中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引入诉辩交易已经具备现实可能性。本文尝试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出发,结合少年司法的特点,通过对美国诉辩交易制度的扬弃,阐释我国少年司法引入诉辩交易的必要程序设计。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阐述少年司法引入诉辩交易制度的适当性;第二部分对我国少年司法引入诉辩交易制度进行可行性分析;最后提出我国少年司法引入诉辩交易制度的具体构想。

  关键词:少年司法   辩诉交易    适当性   可行性   具体构想

  一、少年司法引入诉辩交易制度的适当性

  少年司法制度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性组织应用法律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以保护和教育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专门司法制度。从狭义上讲,少年司法制度是指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惩教与康复的法律制度,即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在司法理念与司法程序上,始终贯穿教育、保护青少年,而不单纯用法律加以惩罚。

  诉辩交易作为一种刑事诉讼的补充程序,充分尊重了被告人的主体地位,赋予其刑事诉讼的程序选择权。在民主制国家现代刑事诉讼中,是否从权利视角设计并施行制度,是评价一项制度利弊优劣的重要标准,尊重被告人的意思自治,尊重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对程序的选择权,是对其人权保障的扩展。将诉辩交易引入少年司法,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人及受害方权益的保护,有利于少年司法案件的审结。对检方而言,诉辩交易是在“理想的公正与现实的公正发生剧烈冲突时,两利想较取其重的结果”。

  (一)诉辩交易制度的高效性符合快速审结少年司法案件的要求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我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表明,1998年全国法院判处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33612人,2008年为88891人,上涨164%。诉辩交易制度的产生来自对法的效率价值的追求。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说到“诉讼本身应该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相对于效率而言,公正的价值观往往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而有所不同。质疑诉辩交易制度的人通常诟病其有损公正的价值,因为在诉辩交易制度下,诉讼技巧、社会资源、物质财富等非法律因素将使案件出现许多的不确定性,极易造成相同案情下出现不同的刑罚。但“正义出自于人类利益的需求和满足”,公正作为一个价值判断,作为理性人存在的被告人,难道会自愿选择一个对自己不公正的结果吗?因此,应该说诉辩交易的协议对被告而言,是其经过认真比较的内心确信相对公正的结果。因此,居高不下的少年犯罪率是引入诉辩交易制度的内在驱动力。未成年被告人将不用置身于威严的法庭中, 接受严谨而繁琐的审判程序。这样可减轻被告人的心理负担及恐惧感,尽早结束被告人羁押的不确定状态并且获得较轻的刑罚。

 

  (二)诉辩交易的协商性符合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刑事司法制度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改革措施,最早可以溯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少年司法系统内被害人和加害者调解程序。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在维也纳通过《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指利用调解、协商的方式处理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它是一种由未成年人犯罪各方利害人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

  恢复正义理论将犯罪看作不仅是对社会法益的侵犯,更是对个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因此刑事司法程序应该有助于这些损害的恢复。由此诉辩交易的协商性成为恢复性司法的可行的运行模式。诉辩交易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由控辩双方针对被告人的罪数与刑罚进行的。“无罪”是一个极端,“重判”为另一个极端,交易即是在“无罪——重判”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一点被称为纳什均衡点,至于该点是靠近“无罪”还是靠近“重判”则取决于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以及双方的交易能力和交易心理等。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被指控方以承认所犯之罪和放弃接受普通诉讼程序的审判权利为对价,换取控方的放弃指控或降低指控强度;而控方则指控上的“放弃”或“放松”换取被控方及其代理律师对证据及程序性权利的严苛要求,达到“便宜”结案的目的。

  (三)辩诉交易制度的沟通性利于对少年权益的保障

  “法律在本质上也是基于沟通:立法者与国民间的沟通,法庭与诉讼当事人间的沟通,立法者与法官间的沟通,契约双方的沟通,审讯时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这种沟通现在被认为是法律合法化的来源;法律人之间的理性对话是‘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保证。”法律通过社会主体之间的平等的论证批判和真诚的对话获得合法性。在少年司法中运用商谈处理纠纷,由于每个人在商谈中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愿,可以使矛盾钝化,寻求到最为经济有效的处理方法。

  得益于当时英美国家高度发达的契约精神,法律商谈理论得以付诸实践,于是催生了诉辩交易制度。诉辩讼交易恰恰就是契约观念注入刑事司法程序的产物,可以有效地回应多元化社会需求对程序的挑战,缓解制度危机,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运用自身主体性增进自我利益提供回旋余地。适用于少年司法,有利于最大限度的保障少年的权益。

 

  二、我国少年司法引入诉辩交易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华民族悠久的“恤幼”传统是引入诉辩交易的人文基础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少年作为成人的附属品,往往是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但在先秦民本思想、儒家的仁德思想以及墨家的兼爱思想教化下,中国古代较早形成了“慈幼恤孤”模式。在中国古代慈幼恤孤制度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其发展的任何时期,“教”和“养”始终都是不容忽视的两个方面。《大清新刑律》第11条明确规定:“凡未满12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在司法领域,对老幼病残施行“恤刑”成为贯穿始终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相关规定在《法经》、《唐律》等古代法律文献中均有记载。基于此目的而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政策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沈家本曾在《大清新刑律》阐述新刑律立法思想的奏折中指出“夫刑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罚之主体,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薰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如责付家族,恐生桀骜,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贫寒,无力教习者,则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

  (二)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为引入诉辩交易作了适用探索

  如果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尤其是侦查与检控制度进行一定的考察, 不难发现, 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诉辩交易程序, 然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却一直存在着大量以“偏离法律规定的方式”运作的“辨诉交易”。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辨诉交易”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1、量刑交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在我国,“诉辩交易”中绝大多数是量刑交易。而量刑交易中绝大多数是明示交易。我国司法实践中量刑交易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1)“坦白从宽,抗拒从严”。(2)自首、立功制度。

  2、指控交易。在我国, 较量刑而言, 指控交易只占少数。司法实践中的指控交易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放弃指控。司法实践中“首恶必办, 胁从不问”的刑事政策就暗含了与“胁从者”进行交易的内涵——要求胁从者检举揭发首恶者, 以获得对其刑事责任不予追究的交易条件。(2)撤销指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即相对不起诉制度。

  诉辩交易在我国少年司法领域的应用亦有先例,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和检察院就将“诉辩交易”成功引入少年司法,在庭审中增加“诉辩双方定罪、量刑参与”程序,控辩双方可以对案件如何定罪、量刑和量刑的具体幅度发表建议和请求。

 

  (三)现有的少年司法工作机制为适用诉辩交易制度提供了主客观保证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严重态势,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修八》等有关法律以及有关司法文件,均对少年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作了一些特殊规定。199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有发布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此外,我国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宣言》、《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等未成年人保护的国际公约。

  司法实践中,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均成立了专门的科室或配备了专门人员处理涉少案件。法院系统中由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1984年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此后两年,长宁区公安分局又率先成立了少年嫌疑犯预审组,1994年3月正式挂牌成立了少年案件审理科;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在刑事检察厅设置了“少年犯罪检察处”,后由侦查监督厅专门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和人才。

  四、我国少年司法引入诉辩交易制度的具体构想

  各国在引进美国诉辩交易制度的同时,都根据不同的司法理念及自身的司法实际对这项制度进行了扬弃。将诉辩交易引入少年司法要做到立法先行,可先制定单行法,规定诉辩交易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适用范围、提起主体、提起条件等以及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与程序,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机制, 辩护律师及时介入诉讼并广泛参与程序, 犯罪嫌疑人与辩护人的会见通讯以及辩护人的在场权的保障等; 完善的辩护人阅卷制度和证据开示制度, 让辩护方了解控方证据情况, 以便更有利的做出是否进行交易的决定; 被害人参与诉辩交易的程序; 检察机关在协议中所作承诺的诚信性的制度保障等等。

  (一)可予适用诉辩交易的案件范围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司法诉辩交易制度, 首先应当限定适用诉辩交易的案件范围。规定幅度过窄, 难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诉辩交易的优越性难以发挥;幅度过宽, 相对于成年人案件的处理就显得差距太大, 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罪犯的预防教育。

  1、适用的案件类型

  鉴于未成年人认识能力低、控制能力差、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等特点。因此首先应设定除外标准,规定以下三类案件不适用诉辩交易: (1)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案件。对于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案件不适用诉辩交易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此类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其二,犯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或公共安全、公共利益,不具有可协商性。(2)惯犯案件;惯犯,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实施同种性质的犯罪行为,所犯之罪均未经处理。对惯犯的从重处罚是针对其后罪而言的。我国刑法分则有关条文根据惯犯的特征和危害程度专门规定了相对较重的法定刑。对惯犯不适用诉辩交易主要基于其主观恶性大、人身危险性大,不利于对其再犯的预防。(3)特殊累犯。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一般累犯,并且以“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为前提,结合刑法第66条和第356条毒品再犯罪的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后,在任何时候再犯罪仍构成累犯,依然具备法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不满18周岁的人因毒品犯罪被判过刑后,不论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或赦免,在任何时候再犯毒品犯罪仍然从重处罚。特殊累犯因其人身危险性不宜适用诉辩交易。

 

  2、适用的主体

  可以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的成熟程度进行划分:(1)14岁到16岁的未成年人均可适用诉辩交易程序。因为这一阶段的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尚未成熟,只负相对刑事责任,对犯罪没有充分的认识,缺乏是非判断能力, 他们大多属于初犯、偶犯, 因此一般不善于掩饰自己的罪行, 多半能够进行诚实答辩,而诉辩交易方式主旨正是在于通过自愿诚实答辩以换取检察机关的降低减轻指控。所以, 这类案件通过诉辩交易来解决正好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 同时也使未成年人罪犯所受刑罚降低, 有利于其教育改造,及早回归社会。(2)16岁到18岁的未成年人,应区分不同情况,不是一概均可适用。其生理心理发育已趋于成熟, 须负完全刑事责任,故应该根据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程度、社会影响大小、证据的充足与否、犯罪的主观恶性状态、作案后的表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条件以及被害人的意愿等等进一步确定诉辩交易的适用对象。此外为贯彻少年保护理念,在年龄存疑时,应做出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认定。

  (二)适用诉辩交易的条件

  对法律规则的运用限定条件对于防止规则被滥用是必要的。我国少年司法中对诉辩交易的适用应当限制一定的条件,包括: 第一, 被告人在明知、自愿的基础上选择诉辩交易,做出有罪供述; 第二, 控辩双方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合意;第三,交易应通过辩护律师进行。被告人的自愿是引起诉辩交易程序不可或缺的条件。对符合适用条件的案件, 检察机关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是否适用诉辩交易的选择权及后果。被告人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选择进行诉辩交易并且自愿认罪答辩。如果被告人不愿意, 则检察机关不得以该案符合条件为由而强行适用诉辩交易, 只能将该案向法院提起诉讼, 按正常程序处理。针对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完全的特点, 其法定代理人也可以代行其权利。并且当两者意见不一致时应该采纳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除非法定代理人的行为有损于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益。同时,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有罪答辩的自愿性与适当性,保护被告人利益, 交易应通过辩护律师进行。在诉辩交易中, 由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法律和证据强弱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因此求助于辩护律师的帮助显得尤为重要。这有利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益, 保证交易的公平。因此,在未成年人没有聘请律师的情况下,要为其指定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

  (三)交易内容的限制

  基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具有较强的大陆法特征,以及诉辩交易的可适用性,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诉辩交易内容可作如下限制: 其一,量刑交易所能给予的量刑折扣限制在法定刑的1/4至1/3之间。量刑折扣过小,则对被告人缺乏吸引力,不能激励其积极接受诉辨交易,使诉辩交易沦为一种摆设;量刑折扣过大则可能会给被告人选择诉辩交易的过度刺激,有可能导致无辜的被告人选择做出有罪答辩,使司法的公正性被严重牺牲。其二,禁止进行犯罪性质交易,即不允许进行降格指控。因为降格指控与我国传统定罪观念不符。

  (四)少年司法中应用诉辩交易之程序设计

  1 、程序的启动时间。

  除具有适当理由外,应在传讯时或者在法庭确定的开庭审判前的其他任何时间通知法庭存在诉辩协议。“诉辩交易应于庭审之前进行, 诉辩双方达成协议后, 由公诉人在开庭前向法院提交适用诉辩交易程序申请, 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书面诉辩协议予以审核、确认”。

  2、程序的参加人。

  参加人包括几个方面: (1) 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2) 检察机关; (3) 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 (4) 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人或代表, 包括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或监护人、亲属代表等以及对未成年被告人有重要影响的亲属、老师等。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以对讯问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做了详细的规定。

  3、程序发起人

  诉辩交易作为一种契约,可以准用民事合同行为,控方及辩方均可成为合格的要约发起人。当然,基于国情考虑,为减少推广诉辩交易的阻力,目前应以控方主动发起为主,辩方提起为辅。如果检方认为该案适合通过诉辩交易解决, 则应当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享有选择或不选择诉辩交易的权利以及选择的后果。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被告知后, 可以与辩护人商量做出是否选择的决定。如果觉得诉辩交易符合自身利益, 则向检察机关提出书面申请, 要求该案以诉辩交易的方式进行处理。

  同时辩护方也享有申请诉辩交易的主动权。当被告人主动提出申请之后, 检察机关应根据证据的充分性、案件性质的严重性等多方考虑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益、限制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 以上两种情况下, 检察官所做的决定必须经检察院院长批准。

 

  4、诉辩交易的前置程序——证据开示。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即在正式审判之前, 检察机关与被告人相互交换各方掌握的证据。经过证据开示,被告人知悉控方掌握的证据是否对自己有利,从而选择有罪答辩或正式审判,一旦选择有罪答辩就进入答辩协商程序。证据开示在诉辩交易进行之前是必要的。因为在被告人被指控之后, 往往心存侥幸, 证据开示展示了指控方所掌握的事实和根据,这样既可以提高诉讼效率, 也为被告人诚实答辩创造了条件。

  5、诉辩协议的磋商过程

  对于控辩双方都认为案件的证据不足,或者获取充分证据的可能性不大或成本过高时,双方展开磋商,从而确定该案件能否进行诉辩交易,并落实交易的条件,作为辩护律师应当适时与被告人沟通,征求其对交易条件的意见,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还要考虑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控辩双方取得一致意见时,即被告人明确表示认罪,愿意对被害人做出赔偿,检察官统一建议法院对其从轻、减轻处罚或者不反对辩护方的量刑请求,辩护律师即应放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同意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证据及罪名。由此,达成书面协议,并由检察院提交法院审查。

  6、少年司法程序的特殊性要求——公开进行的限制。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适用诉辩交易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同样要遵循法律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规定。即处理14岁到16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一律不公开; 处理16到18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一般不公开,以公开为例外。

  7、书面化的要求。诉辩交易的整个过程、契约本身以及法院确认其合法性的过程均应制作文字记录,如果作有罪答辩或不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记录应当不加限制地包括法庭对被告人的忠告,对答辩(包括答辩协议)是否出于自愿的调查和对答辩准确性的调查。

  8、违反协议的救济机制

  协议一旦签订应获得双方的遵守,但毕竟是协议,可能存在违约的情况,法律必须对这种情况规定相应的救济措施。(1)控方违约。如果是控方违反协议,这种违反应当限制在将诉辩协议提交法院之前,并且不应将被告人为了减轻处罚所做的认罪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对被告人应当恢复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被告人无须自证其罪,对控方的指控“疑罪从无”。(2)被告人违约。被告人应当享有认罪答辩撤回权,而且对于被撤回的有罪答辩,不能作为不利于曾作过答辩或参加过答辩讨论的被告人的证据。撤回答辩的理由上不应当加以限制。被告人可以无任何理由的撤回其答辩,而选择依普通程序审理,并且被告人先前所作的有罪陈述,检察官不能作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当被告人违反诉辩协议的,案件按普通程序进行审判,尊重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

  (五)对检方恣意的制约和被告方交易自愿性的保障

  在美国,诉辩交易制度不是单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或为了追求被告人认罪以挽开罪责、获得轻罚而设置的制度。相反它是美国国家公诉机关面临指控证据瑕疵和证据不足时,为提高国家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成功率,为最大限度实现打击犯罪实现实体正义服务的。如果控方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使被告人不认罪,他们亦是不会以牺牲实体正义为代价而去和辩方交易、妥协的,哪怕是付出高昂的的程序代价也在所不惜,如辛普森案。所以说,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实际上是对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下过于强调对公权力的约束、追求程序公正而带来打击犯罪不利结果的一种修正和妥协的产物。在轻罚总比被陪审团宣告无罪最终不罚,使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来得正义的社会共识下,以此制度来平衡追求程序公正与实体正义的冲突问题。反观我国的司法现状,普遍存在打击犯罪手段过度,程序保障不充分的问题,因此在探讨洋为中用的制度构建时,特别是在该制度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中适用时,更应着眼于如何保证身心皆不成熟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强势的侦控机关面前所作出的有罪供述是在真正自愿和理性下作出的以及约束检方的不诚信。因此在制度设计和法院审查上要加强这两方面的考察。

 

  (六)被害人保护问题

  刑事案件的解决,并不以被告人获罪为唯一目的,对被害人的救济也是案件有效解决的关键。诉辩交易是检察机关和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交易, 被害人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因此如何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也成为程序设计的内容。被害人的意见应被充分听取,交易的结果一般应取得被害人的同意。尤其是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案件,首先要使被害人损失得到救济,使被害人身心得到安抚。如果被害人正当的补偿权利没有得到满足或被告人有其它漠视被害人利益的行为,被害人拒绝的,不得适用诉辩交易。因此,应建立被害人意见听取程序,规定在诉辩交易中,被害人有权获得有关诉辩交易的通知;对于案件处理应征求被害人或其家人意见,允许其做出“被害人陈述”,必要时允许被害人的代理律师介入;将对被害人的赔偿金纳入协议内容,确立赔偿金优于罚金的法律地位。

  (七)律师的法律援助与少年司法的衔接

  诉辩交易的核心是一种权益交换,保证该交换真实性的重要条件是交易双方具有均衡的交涉能力。而其中的前提是双方要拥有对等的信息量,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必然导致交涉能力的不平等。由于未成年人自身特点,使其在信息占有、交易能力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必须在辩护律师的帮助在进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加以明确,可以有效避免未成年被告人因自身法律知识欠缺和主体地位不足早带来得谈判空间不足的问题。规定在侦查阶段就由侦查机关义务为未成年被告人指定高素质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一定要在律师的帮助下才能做出。辩护律师必须从被告人利益出发,认真分析指控的性质、控方掌握的证据,比较接受诉辩交易协议与接受法院审判的利弊,向他的委托人阐明各种选择的法律后果,从而帮助被告人做出明智的选择。

  律师全面介入诉辩交易的全过程,可以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不被迫自证其罪,在立法上将辩护权延展到审前,保障其在场权、会见通讯权以及一定的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同时应在法律的框架内赋予律师执业的司法豁免权,修改有关律师职务犯罪的规定,使辩护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及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向法院提供或出示的文件、材料失实的,不受法律追究,保障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

  (八)诉辩交易中法院的作为

  1、法院对案件的实质性审查--契约的法律审查及必要的救济。虽然在美国法院在诉辩交易中只进行程序性审查,但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少年司法引入诉辩交易的初期,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如意大利),进必要的行实质审查。对于检方提交的记载诉辩过程和协议内容的文书,法院要对程序、证据、案件事实等问题进行法律审查。对于明显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及公序良俗的,法院有权予以否决,准予被告撤回交易中自认的犯罪事实。在接受有罪答辩之前,法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询问未成年被告人,主要确认两方面事实,一是确认被告人清楚、明知必要的案件事实与诉讼权利,对诉辩交易的后果有充分的认识,而这种弃权必须符合正当程序条款方可有效。二是确认答辩自愿。答辩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威胁的结果,也不是脱离答辩协议中许诺的结果。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强调答辩协议要制作文书,以便审查。一旦发现协议有违法之处,或者任何一方有违约行为,法院就会给受损害方必要的救济(正式庭审的启动),这既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是控制检察官恣意的重要手段。

 

  2、接受或拒绝诉辩协议

  如果法院经审查,确认诉辩协议出于被告人自愿且明知其法律后果,决定接受诉辩协议,应当通知被告人,则案件将于庭前结案,不再启动正式审判,法官可径自判决,诉辩协议中商定的有关处罚将在判决书中体现。

  如果协议经审查并非出于自愿,或被告人不明知认罪的法律后果,协议将被确认无效,法院通知控辩双方拒绝诉辩协议,并记录在案,案件转入正式审判。另一种情况是法官在实体审查中,认为有证据证明被告是无罪的,法官可以无须考虑双方的协商情况,启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以保障被告人的利益。

  3、法庭教育。寓教于审是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要原则。因此, 尽管诉辩交易达成后不再进行法庭审理, 但是对未成年人的法庭教育是不可缺少的。该阶段由少年法庭的审判长主持, 针对案件的性质及引起的社会后果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 增强其法律意识, 使之能够真正认识到自身的错误。

  4、公布协议内容并载入判决书。诉辩协议在法庭上予以宣布, 并载入正式的法院判决。

  5、审判监督程序对诉辩交易具有适用性。

  参与诉辩交易的被告人应当享有申诉权,虽然诉辩交易的创始国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人做有罪答辩,就代表被告对自己罪行的承认和对有关权利的放弃,但在我国有许多事迹表明,有些事实上无罪的人出于某种动机或心甘情愿或受胁迫认罪,从而在实际处罚中明显违背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则应当允许协议中饿被告人在协议生效后同其他被告一样享有申诉权,有权要求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诉辩交易达成后法官依此做出判决,诉辩交易发生法律效力,此时被告人丧失了上诉权,检察官丧失抗诉权(准用民事调解协议的有关规定),如果发现或有证据表明交易是在严重违反司法公正或违反被告人自愿原则情形下达成的,或者被告人提起申诉,法院将有可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以纠正错案。但频繁的审查,甚至撤销协议势必影响诉辩交易的公信力,因此,对诉辩交易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应处于“惰性”,不宜动辄撤销协议。

  五、结语

  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涵义就是效益,诉讼本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结束,处罚犯罪的刑罚越是及时和迅速,就越是公正有益,因此,作为法律程序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润滑剂,诉辩交易制度理应受到人们的足够关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中国的刑事司法特别是少年司法也需求“诉辩交易”的引进。近年来, 少年司法领域,很多国家都采用了快速审判程序, 既提高了诉讼效率也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我国目前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严峻, 简易程序适用率不高, 未成年犯罪案件大多采取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致使未成年人长期无法从诉讼中解脱出来。而诉辩交易制度作为彰显刑事诉讼效率价值的制度设置, 是我国现阶段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较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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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俞楠、茹艳红:《少年刑事司法改革调查报告》,《检察风云》,2011年第11期。

  [8] 侯智武:《辩诉交易制度的理性思考》,《民主与法制》,2006年第4期。

  [9] 温小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230 - 232 页。

  [10]冀祥德:《域外辩诉交易的发展及其启示》,《当代法学》,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