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司法错案引发社会的密切关注,尤其是刑事冤假错案,因其对受害人的重大影响,更是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我国虽然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作为错案的发现及认定程序,但司法实践中,依靠审判监督程序主动发现和纠正的错案,尤其是重大冤案,却寥寥可数,刑事错案中,真凶再现或者亡者归来这样被动的形式反而成为错案发现进而进行纠正的主要途径。因此,本文以刑事错案为视角,结合当前司法改革工作,提出一些完善司法错案发现和认定机制的拙见,以点带面,以期为司法改革添砖加瓦。

一、现行刑事错案纠正机制存在的主要不足

我国刑事错案的纠正主要依靠公检法系统的内部调查、法院的审判监督、检察院的监督以及当事人的申诉信访。但这些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弊端,导致得到纠正错案甚少。

(一)要求自我否定司法权威违背司法规律

公检法都对刑事错案的纠正规定了内部调查程序,《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法院可以对自己认为错误的案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然而,不论是内部调查还是法院的审判监督,这种“自我查错”的机制,要求自我否定司法权威,违背了司法规律,强人所难,所以很难发挥制度应有的效果。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存在大量的内部请示制度,(1)就法院而言,司法工作中,有的一审法院担心案件审结上诉后遭到二审法院的改判,因此就通过事先汇报、请示等方式,与上级法院沟通,征得上级意见再作出判决。这种做法违反了审判独立原则,使得上级法院的监督职责失效,可能出现“有错难以发现”的情况。二是我国的司法体制和量化指标考核机制,影响公检法开展内部调查工作。内部调查是对本单位前期工作的否定,原决定被认定确有错误对各单位造成消极的影响,因此,为了考核指标、单位绩效或个人利益,公检法机关都很难有主动性去发现错案,打破现有的良好状态。如,法院系统办案人员为了提高结案率可能存在审核不清从而导致错案发生的情况。当年王子发入狱10最终由于真凶出现得以让案件真相水落石出,但该案二审历时近3启动再审程序也面对各方面阻力。(2)

(二)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未能发挥

刑事抗诉是检察院发挥监督职能的主要途径。郝金安一案的发现,检查机关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3)但是,实务中刑事抗诉机制的运行效果普遍不好。根据2012-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统计,全国检察系统提出的二审抗诉中,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的抗诉情况分别是:20115346 件,占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的0.64%20126196占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的0.63%20136354件,占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的0.67%20147146件,占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的0.7%20156591件,占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的0.6%。(见表1)可见刑事抗诉案件数量之少。那么,检察机关对错案的监督力度不免让人担忧。

 

1:2011-2015年检察机关提起二审抗诉案件占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比例情况

年份

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数

检察院抗诉案件数

占比

2011

84

5346

0.64%

2012

98.6

6196

0.63%

2013

95.4

6354

0.67%

2014

102.3

7146

0.7%

2015

109.9

6591

0.6%

 

(三)多头管理导致错案复查职责分工不明

目前,申诉信访成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重要救济手段。当事人对与其有关的案件有不服之处即可通过申诉信访渠道向多个部门反映,且这种非诉讼渠道的方式正愈演愈烈,成为众多机关单位的压力源。我国虽已设立了一个自上而下遍及立法、行政、司法各个部门接受投诉并解决纠纷的制度系统(4)法律也规定法院和检察院可以接受当事人对生效判决提出的申诉并提起再审程序。此外,公安、监狱管理机关以及地方人大、政法委等部门也可受理申诉信访,对错案进行查纠。但现行的申诉信访制度还存在没有统一协调机制,多头管辖造成责任不明,申诉主体不明确,没有规定申诉信访理由、时效,运作非程序性、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尤其是,申诉信访的多头管理,导致审查职责分工不明确。实践中往往出现各家相互推诿、来回踢皮球现象,特别在申诉信访压力较大的敏感时期或地区,个别机关可能以再审属法院职权为由推脱申诉信访人,而法院又规定以其他部门的文件材料为前提申请再审,最终导致申诉信访人来回奔波却解决不了问题,影响错案的发现和纠正。(5)

二、司法错案发现程序的完善

错案发现机制处于错案纠正、救济、追责系统的入口位置,是错案机制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提供规范有效的渠道以保证在最大程度上发现错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经过对国外错案发现机制的研究,建议我国借鉴英国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制度,设立独立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专门机构,行使错案的审查、发现职能。(6)

(一)设立独立的案件审查委员会

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因此建议在人大中设立一个案件审查委员会,可以主动发现和审查存疑错案,统一受理、审查、筛选申诉信访、抗诉案件,但不能对认为有错的案件进行裁判。专门设立一个机构负责受理、审查申诉、信访案件,可以解决我国目前申诉、信访存在受理机构庞杂不统一、操作规范不具体等问题。相应的,撤销目前各机关内设的申诉信访处理部门。检察机关的抗诉亦可归入案件审查委员会的管辖范围。鉴于,我国幅员辽阔,申诉案件的数量庞大,若只设立国家一级的审查委员会,可能会因工作量巨大而导致审查效率低下,同样不利于错案的发现。因此,可以设立全国和省级案件审查委员会,分别由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产生,委员会地位独立,只对所属人大负责,既不隶属行政机关也不隶属于司法机关,但是人大不能干涉其具体工作,经费由国家统一拨款,保障其日常工作。

(二)案件审查委员会的操作规程

1、受案范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案件审查委员会负责接收所辖区域内市级以下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申诉、抗诉,全国人大下设的案件审查委员会负责省级和全国级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申诉、抗诉。同时,案件审查委员会有权对辖区内可能存在错误但没有申诉人或抗诉机关的案件自行启动错案审查程序。

2、组成人员。委员会可设定15-20名组成人员,在进行案件审查时,可以分组进行,减轻工作负担,提高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回避规则的适用。组成人员必须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拥有专业才能,以确保履行职责时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可从公安、检察、审判、执行机关中抽选优秀人才,归入委员会。

3、提请审查的主体。提起错案审查的主体除案件审查委员会外,主要是申诉人和抗诉机关。申诉人应当确定为与错误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及其近亲属、代理人。抗诉机关为检察机关。

4、调查程序。委员会决定进行审查或接受申请后,应立即从组成人员中随机抽选3-7名,组成奇数个成员的调查组,开始调查工作。应当授予委员会广泛的调查权,以便对案件进行全面深入的审查,并有权要求查看或保留任何机关、团体所拥有的文件和资料,也有权委托相关的调查部门或是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在最大的范围内搜寻证据等材料。当然,除非出于案件的需要,委员会不能随意泄露通过调查而取得的信息。

5、审查内容及结果。委员会应当对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进行全面的审查。审查之后,若委员会认为一个已生效的案件处理决定可能存在错误,具有被推翻的可能性,就将案件提交错案认定机构进行认定,委员会本身并不能对错案进行认定并作为决定。自案件提交错案认定机构始,委员会的申诉筛选工作即告完成。当然,案件被提交给错案认定机构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错案,是否属于错案,应否撤销原案件处理结果,应有错案认定机构决定。在申诉、抗诉的处理结果上,如果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认为某一案件不具有被推翻的实质可能性时,就应当向申诉人或抗诉机关作出书面驳回申请,并说明理由。

6、委员会的监督。为保障申诉人、抗诉机关及被申诉对象等的知情权,委员会应当及时将申诉的受理、审查、进展以及处理结果等情况,向相关人员公开。对省级案件审查委员会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国家案件审查委员会申请复议一次。委员会应当定期将整体工作情况和数据,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

三、司法错案认定程序设计

(一)在法院建立错案认定委员会

错案的行为发生在司法程序的各个阶段,如刑事案件,行为主体涵盖了侦查、检察、审判和刑罚执行机关。为保证在同一标准下对错案进行认定,而不被机关内部或地方政府等因素影响,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的错案认定主体。因为错案的认定关系案件的纠正、国家赔偿、责任追究,涉及利益重大,因此,以司法程序进行认定较为合适。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应当承担这样的职能。但为避免前文所述的内部追责机制产生的弊端,保证错案认定的公正性、权威性,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设置。一是只在省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建立错案认定委员会,省级法院错案认定委员会负责辖区内市级以下存疑错案的认定,最高法院错案认定委员会对省级以上存疑错案进行认定,即对“同级”案件审查委员会移送的存疑错案进行认定。二是对于案件审查委员会移送的可能存在错误的案件,错案认定委员会一律应当启动错案认定程序。三是错案认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学习类似于仲裁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形式,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中选拔优秀人才形成各类专家组名单,构建专家遴选机制,根据不同案件,随机组成委员会,具体操作规范在下文“错案的认定程序中详细论述。遇到个别案情特别复杂的疑难大案,该机构还可以组织法学专家、高校学者等与案件无利害关系者共同参与讨论,对错案进行认定。四是错案认定程序参考诉讼程序,公开审理,必须邀请不定人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内的公民旁听认定过程。

(二)统一错案认定规范

现行关于错案认定的法律规范包括《人民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以及相关部门的责任追究条例、办法。同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还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如2012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2014年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制度》、2015年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办法》。(7)这些规范性文件名目繁多、层级不同、系统不一,导致适用混乱。因此,公安、检察、审判、执行机关应当进行协调,发布一个能够涵盖整个诉讼过程的规范性文件,结束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局面,保证错案认定机制的严肃性和规范性。(8)

(三)错案的认定程序

错案认定委员会在接收案件审查委员会移送的案件材料后,应当根据案件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初步判定案件的错误节点,并根据节点从专家组名单中随机抽调相关专业人员参与错案认定程序。如,案件审查委员会认为某个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导致无罪之人受到有罪判决,那么,此案中侦查机关、检查机关、审判机关都应当对有罪判决的结果负责,因此,在错案认定委员会组成人员选择上,应当涵盖这三个机关的工作人员。错案认定程序的参与人包括申诉人、抗诉机关、案件审查委员会和被申诉、抗诉机关。申诉人、抗诉机关作为提起错案认定的主体,理当参加错案的认定程序。案件审查委员会是审查案件是否可能存在错案的机关,且其案件审查程序中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对案件更为熟悉,因此,让其参与错案的认定更有利于认定程序的顺利进行。在错案认定程序中,涉及导致错案的机关应该派员参与案件的错案认定。认定程序应当为司法程序,设置严密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我国现行的再审制度虽然在发现和纠正错案的运行上仍有不足之处,但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因此,错案的认定程序可以参考审判监督程序,设定调查、听证等程序,通知证人到场提供证言、相关办案人员到场作出说明,并采用口头辩论的方式,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和对质权。错案认定委员会应当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公允地作出处理决定。

(四)错案认定的内容

错案的认定是为了纠正、救济或追责,因此,错案认定委员会不仅应当对案件是否够构成错案进行认定,还应当在认定错案的基础上,查明案件的错误节点,提出纠正建议或决定。并区分错案的性质,即错案是非责任性错案还是责任性错案。对于责任性错案,应当区分国家赔偿刑事错案和追责刑事错案。为避免出现利害关系群体为了保全内部利益而消极实施错案追究,同时应当赋予错案认定委员会对国家赔偿错案和责任追究错案的具体内容的认定,即错案认定委员会在认定错案需要作出国家赔偿时,应当同时对国家赔偿的对象、范围、数额等内容作出认定;在认定错案需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时,同时对责任的承担主体、过错程度、责任内容等作出认定。

 

1:错案的认定内容

 

(五)错案认定的证明

错案的认定需要证据支撑,因此错案认定的证明是错案认定程序的核心。因错案认定的内容不同,错案认定的证明内容也不同,主要包括以下。

1、证明对象

1)一般错案的证明对象是案件的真实状态。提起错案认定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先前司法行为中的错误,而错误的更正必然产生新的处理结果。新结果的形成需要错案认定委员会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对案件事实进行重新认定。在重新审查和重新认定的过程中,案件原来的真实状态自然成为需要证明的对象。

2)国家赔偿错案和追责错案的证明对象是案件所表现的错误,以及造成的损害或错案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一方面,申诉人、抗诉机关、案件审查委员会必然要有一定的理据,才能提出错案认定要求,而这些依据通常而言就是错案产生的原因。因此,从错案的发现途径看,这些依据是国家赔偿错案和追责错案的证明对象之一。另一方面,错案认定委员会对案件是否错误进行认定时,必然会对原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审查,在认定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发现错误的事实,这些事实也是错案认定的证明对象。(9)造成的损害,是赔偿请求权人为获得国家赔偿而应当向认定委员会证明的内容,如果请求权人无法证明其因错案产生了损失,那么他的请求必然不能得到支持。错案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是追究、惩罚错案责任人责任所应当证明的内容,如果无法证明导致错案的相关人员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那么,根据严格过错责任原则,国家不能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因为,国家赔偿责任和追究错案行为人责任有时是同时存在的,所以证明对象上,有时要对这两个内容都进行证明。

2、证明主体及证明责任

1)一般错案和追责错案的证明主体是案件审查委员会、申诉人或抗诉机关。错案认定程序中,由于错案认定的性质和证明对象发生了变化,证明的主体和证明责任也发生了变化。错案认定是对已生效的案件处理决定进行审查的程序,案件审查委员会、申诉人或抗诉机关提起错案认定和责任追究,必然要举证证明其主张。所以,案件审查委员会、申诉人、抗诉人便成为了错案认定中的证明主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错案认定程序中,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申诉人、抗诉机关应当对自己提出的认为原处理结果有错的申诉理由或要求对相关人员追究责任的事由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申诉人在错案认定中提出,他并非案件的凶手,虽在原诉讼程序中向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陈述,但并未被认可,最终被判处有罪,出现错案,在此情形下,申诉人应当对其并非凶手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如DNA检测显示他与凶手留于现场的犯罪线索不同等。但,由于申诉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不如机关,所能获得的案件线索、材料也有限,因此,不应当对赋予太高的举证责任。而,可以将这些证明责任赋予案件审查委员会,因为正如前文所述,案件审查委员会被法律赋予了广泛的调查权。

2)国家赔偿错案的证明主体还包括受偿人。国家的错误司法行为对相关人员造成了损害,则应当对附有损失的错案受害人进行赔偿。因此,在国家赔偿错案的证明中,除了错案认定申请人是证明的主体,要对其申请的错案事由进行证明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的请求权人也就是受偿人,也是证明的主体,要对其要求赔偿的原因、范围、内容进行证明。

3、证明标准

1)一般错案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错案认定程序中的证明对象和证明主体发生了变化,证明标准也会随之变化。对于一般错案,只需要证明案件存在过错即可,不需要将证明对象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地步。在英国,上诉法院在再审中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是新证据足以推翻原来定罪的证据,从而构成对有罪判决的合理怀疑(10)这个证明标准即优势证据,明显低于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因此,在一般错案认定程序中,也可以借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举例来说,当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原判决认定证据不确实,侦查机关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并据此启动了错案认定程序,那么在错案认定程序中,案件审查委员会就必须举证证明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且证明的程度应该是让错案认定委员会认为存在伪造证据的可能性。当然,在错案认定程序中,被申诉、抗诉存在错误行为的机关,可以就申诉人、抗诉机关、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证据进行反证。就以上例子而言,当案件审查委员会将伪造证据的事实证明到优势证据之后,证明责任发生了转移,应当由侦查机关对原来收集的证据确实充分进行证明,可证明的则案件不为错案,若不能证明,则案件属于伪造证据造成的错案。

2)国家赔偿错案和追责错案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国家赔偿错案和追责错案中,国家将依据认定程序作出是否给予国家赔偿或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决定,这些决定关系到国家财产和个人利益,因此必须慎之又慎。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更为妥当,避免国家赔偿范围扩大和无辜者受追究。

(六)错案认定结果的使用

错案认定程序的结果是指通过错案认定程序,对案件审查委员会提请认定的存疑错案的处理结果。错案的认定结果是纠正错案、给予国家赔偿或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基础。

1、认定案件为错案

错案认定委员会应当对符合错案标准、属于错案范围的案件,通过认定程序作出新的决定,否定原行为,说明理由,并将结果反馈案件审查委员会、被申诉和抗诉的机关以及申诉人、抗诉机关。对于应当由原案件处理机关进行纠正的错案,错案认定委员会应当提出纠正建议,如侦查阶段对应当立案逮捕进行侦查的犯罪嫌疑人错误地不予立案的案件,应当退回原侦查机关重新作出逮捕和立案侦查决定;对于可以不退回原机关纠正的错案,错案认定委员会应当直接作出纠正决定,如对于审判阶段错判的案件,错案认定委员会可以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直接改判。如果错案的认定确实符合国家赔偿条件或需要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则将认定结果交于相关部门启动国家赔偿程序或追责程序。

2、不认定为错案

错案认定委员会应当对不符合错案标准、不属于错案范围的案件作出决定,确定原案件不为错案,并说明理由。

(七)错案认定的复议及上诉程序

错案的认定关系到错案能否被推翻、受害人能否得到国家赔偿、以及相关人员是否被追究责任,因此,为保障这些人的合法权益不被二次侵害,应当给予充分表达异议的权利和程序。对此,设定错案认定的申诉程序尤为必要。前文已述,错案认定程序是一种司法程序,按照我国目前的诉讼程序,建议给予异议人上诉的权利,即不服省级错案认定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的,可以向国家错案认定委员会上诉,国家错案认定委员会是最高级别的错案认定机构,因此,其作出的决定具有终局性意义。同时,刑事错案认定委员会毕竟不同于法院,其随案组成认定委员会成员的组织机构形式也不同于法院固有的模式,因此,可以赋予其接受复议审查的职能。为保障复议结果的客观性,对异议人提出的复议申请,省级错案认定委员会另行组成审查组,对原认定程序进行书面审查,并将结果答复相关人员。因省级错案认定委员和国家错案认定委员会都属于较高级别的机构,其工作人员能力水平也较基层更高,作出的认定结果较具权威性,容易被大家接受,因此,未免浪费国家资源,复议程序和上诉程序可以作为选择性程序,即异议人只能在复议和上诉之间选择其一。对于由国家错案认定委员会第一次作出的错案认定结果不服的异议人,则只能向国家错案认定委员会提出复议申请。

四、错案发现及认定机制可行性模拟

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本文关于司法错案发现及认定机制的可行性,现以呼格吉勒图案(以下简称呼案)为例,模拟运行本文重构的错案发现和认定机制。

(一)呼案存在错误的发现程序

自事件发生以来(可能是1996年呼格吉勒图被内蒙古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后,也可能是2005年“真凶”赵志红出现后,因为1996年二审判决生效后,可能并不会有人对案件错误与否提出质疑,但2005年“真凶”的出现,必然动摇原判决),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即近亲属可以向全国人大下设的案件审查委员会,即国家案件审查委员会提出错案审查申请(因为呼案最终结果的作出机关是内蒙古高院,因此应当由国家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管辖),国家案件审查委员会也可自行启动错案审查程序。程序启动后,委员会应当从组成人员中,抽选3名或5名涵盖公检法三家在内的人员组成呼案的调查组。调查组在调查程序中,可以询问原呼案的承办人、证人、鉴定人,查阅相关案卷材料等。调查组认为原呼案存在错误可能的情况时,如对所谓的“铁证”血样鉴定有疑义、或所谓的“真凶”出现,(11)便将案件移送设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同级错案认定委员会,并将审查结果告知申请人。

(二)呼案存在错误的认定程序

国家错案认定委员会收到国家案件审查委员会移送的呼案可能存在错误的相关案卷材料后,应当根据案件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初步判断呼案的错误节点可能是侦查阶段存误,并分别从公、检、法专家组名单中随机抽选5名或7名专家,组成错案认定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审查案件材料,决定公开审理时间,通知呼格吉勒图父母、国家案件审查委员会的呼案调查组成员、被审查的原呼案的侦办机关(包括公检法三家)等主体参加错案认定程序。对于呼案是否存在错误的证明,应当由国家案件审查委员会呼案调查组举证证明,如其在审查程序中调查所得的“血样鉴定”存在伪造等证据,因为在呼案中,呼格吉勒图的父母能够获得的案件信息必然少之又少,更不可能掌握证明呼案有错的证据,因此将证明责任赋予有前期调查权的案件审查委员会更为合理。原呼案的侦办机关,如侦查机关,可就调查组的证据进行辩驳并举证证明。错案认定委员会根据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对错案进行认定。在认定原呼案存在错误是错案的基础上,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可以向国家认定委员会提出国家赔偿和追责认定。对于国家赔偿的认定,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应当对产生的损害进行举证证明。国错案认定委员会依法对呼案的国家赔偿对象、范围、数额作出认定。对于错案责任的认定,由国家错案认定委员会呼案调查组,依据在案件审查程序中调查所得的证据,向国家错案认定委员会提出追责认定的,包括原呼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如刑警队队长是否指使经办人员伪造证据、经办人员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检察员是否忽略提起公诉的证据的审查、审判人员有否违反诉讼程序等。而对于追责的认定,国家错案认定委员会应当秉承“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进行认定,并对认定的结果进行公开说明,正如裁判文书对证据的采纳与否进行说明并公开宣判一样,以保证对每个被追究责任的原案件的办案人员做到公平正义,也让原错误案件的受害人明确知悉追责的原因和结果。呼案的相关人员对国家错案认定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国家错案认定委员会另行组成审查组进行书面审查,并将结果答复相关人员。

当然,因本文所能收集的呼格吉勒图案的文献资料有限,且重构的机制也需要进一步的细化,故在机制的模拟运行上不免存在不足和瑕疵。

结论

    错案的发现和认定是错案纠正、救济、追责的前置程序,通过设立独立的案件审查委员会,作为错案发现的主体,有利于改变和弥补现行错案发现机制的不足,使得更多的错案主动被发现。在法院设立错案认定委员会,并规范其具体操作程序,有利于错案认定工作的开展。本文就此有针对性地尝试一些新的制度和做法,为司法错案的发现和认定提供部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以期推动错案相关机制的完善。

 



(1)万毅:《历史与现实交困中的案件请示制度》,载《法学》,2005年第2期,第9页。

(2)曹山:《刑事错案发现机制研究》,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5页。

(3)曹山:《刑事错案发现机制研究》,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3页。

(4)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载《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37页。

(5)何家弘,刘译矾:《刑事错案申诉再审制度实证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23卷第6期,第8页。

(6)吴高庆,华夏怡:《英国刑事错案纠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6年第16卷第1期,第100页。

(7)王威:《武汉:七种情形导致刑事错案将终身追责》,载《人民公安报》,20151121002版。

(8)刘博文:《刑事错案责任主体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4页。

(9)赵旭:《刑事错案认定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1页。

(10)何家弘,刘译矾:《刑事错案申诉再审制度实证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23卷第6期,第13页。

(11)王健,楚京辉:《呼格吉勒图,又一个聂树斌?》,载《事件关注》,20069月(下半月),第8页。